长征时他曾与中央唱反调却被重用，娶美人，后任省长牵挂失散的她！

1935年9月，四川马尔康一带，红军左路军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关口。梭磨河山势险峻，卓木碉附近的会议旧址，如今只剩断墙和残碉，却见证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。会上，有人公开支持张国焘南下，也有人保持沉默。发言最积极的干部之一，正是邵式平。 邵式平并非普通军政干部。他出生于1900年1月，江西弋阳人，早年与方志敏是同学和战友。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，他参加爱国学生运动，回到江西后，又与方志敏共同组织农民武装，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。 赣东北的斗争异常艰苦。邵式平既要组织地方武装，又要筹集粮食、发动群众。当地曾流传一句话：“上有朱毛好主张，下有方邵打豺狼。”这句民谣虽带有乡土色彩，却说明方志敏和邵式平在赣东北群众中的影响。 中央苏区斗争形势变化后，邵式平被调往中央红军工作。长征开始时，他担任红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。红五军团承担后卫任务，既要掩护主力，又要阻击追兵，行军条件比先头部队更差。粮食不足、道路泥泞，伤亡也更为集中。 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。邵式平获悉，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团在怀玉山一带失利，方志敏等人被捕并于1935年8月在南昌遇害。与此同时，赣东北根据地遭到破坏，妻子胡德兰留在根据地，生死下落也没有确切消息。 人在这种时候，最容易被“回到故乡”四个字牵动。张国焘看出了邵式平的心结，曾对他说，队伍南下后可以在四川建立根据地，再设法收复赣东北。这个设想正击中了邵式平的痛处，他因此倾向南下，并在卓木碉会议上发言支持这一主张。 据有关回忆，邵式平当时的态度相当鲜明，甚至提出打到雅安、成都一带。后来，他还撰文宣传南下意见。需要指出的是，他并非出于个人私利，而是把重建赣东北根据地、为牺牲的战友报仇，错误地同南下路线联系在了一起。 张国焘因此更加器重他，任命他担任金川省委书记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军区政委等职务。一个公开与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人，反而被委以重任，这正是当时复杂政治军事环境的缩影。 也是在这一时期，邵式平遇到了杨秀英。她是当地少数民族女干部，熟悉本民族语言，也会汉语，能够承担翻译和群众工作。她原本有一个女儿，家庭生活十分艰难，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和孩子更成了她放不下的牵挂。 杨秀英参加红军后，工作干练，很快担任妇女方面的职务。邵式平长期在外征战，妻子胡德兰又杳无音信，两人在共同工作中逐渐产生感情。一次，同事当面询问杨秀英是否愿意嫁给邵式平，邵式平拿出一个本子说：“愿意，就画一个圈。”杨秀英没有说话，只在纸上画了一个圆圈。 这段婚姻并没有带来安稳生活。部队向炉霍、道孚一带转移时，邵式平因劳顿和水土不服患病，杨秀英一直照料他。病情稍有好转，她却收到家中来信，得知母亲病重，只能请假返乡。 遗憾的是，等她赶回家，母亲已经去世，女儿也遭遇不幸。她处理完家事后急忙寻找部队，却正逢红军南下受挫。1935年11月，百丈关战斗失利，红军被迫撤退，部队迅速转移，杨秀英与邵式平就此失散。 南下失败后，邵式平逐渐认识到这条路线没有出路。此后，他接受组织批评，重新投入工作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在晋察冀边区从事地方政权和经济建设，担任第四专区专员，该专区后来成为有名的模范专区。 他的政治生命并未因长征中的错误判断而终结，原因在于他能够正视问题，承担责任，并在实际工作中证明能力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又担任关中地区的重要职务，逐步回到党的核心工作岗位。 更大的转折来自胡德兰的消息。原来，她并没有在赣东北斗争中牺牲。邵式平任关中省委书记期间，夫妻终于重新团聚。多年失散后再见，既有劫后余生的庆幸，也有对彼此经历的复杂感受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邵式平担任江西省主要领导职务，曾参加开国大典。他没有忘记杨秀英。通过四川有关干部和军队方面的战友，他持续打听这位曾在艰难岁月里照料过自己的女红军。 1962年，经过多方寻找，杨秀英在丹巴坎底被找到。此时她的丈夫已经去世，生活并不宽裕。有人希望她到江西去住一段时间，但她得知邵式平已经与胡德兰团聚，便不愿打扰对方的家庭，选择留在当地。 1965年，邵式平病逝，终年65岁。杨秀英听到消息后悲痛不已。后来，在当地政府和部队的照顾下，她度过晚年。两位曾在长征岁月中结为夫妻的人，彼此牵挂多年，却始终没有再次见面。 特别